前 论

1944年12月20日,沿湘桂铁路东西对进之侵华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打通了从中国东北逶迤向南一直延伸至中越边境的大陆交通线。一个多月之后,1945年1月27日,同样是东西对进之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云南西部芒友会师,打通了连接盟国治下的印度与中国抗战后方的重要战略通道――中印公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两个紧接着发生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颇为形象地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的中国战场形势:日军完成“一号作战”计划,[1]
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但其攻中有守,主要作战意图为破坏美国空军在华基地,消除美军空中威胁,以及接应南洋日军之补给,并为未来之撤退预留地步,在大势进攻中表现出防御性的一面;中国军队虽在东线豫湘桂战役中连续遭遇重大失利,但其守中有攻,在西线滇缅战场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贯通了连接抗战大后方的国际联络运输线,为稳固后方创造了坚实基础,并在实战中检验及提高了美式装备新军的战斗力,为未来的对日反攻准备了可用之军事力量,在大势退守中表现出进攻性的一面。以此为表征,中国战场局势的发展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日军逐渐由攻转守,开始收缩其防线;中国军队逐渐由守转攻,开始其反攻部署。同时,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之较为错综复杂的图景。本文主旨,系以中日军事对垒和政治纠葛为经,国共角力为纬,探讨战争结束前后中国战场之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以期推动相关研究之开拓,[2]
并就教于学界同仁。[3]

一、战争结束前夕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

“一号作战”及其所获之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结果,诚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之所得,但是并未完全达成其预期目的,即未能完全摧毁美军在中国大陆之空军基地。究军事意义而言,随着美军在太平洋跳岛攻势的进展,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制空权和制海权,美空军轰炸日本的主要基地已是太平洋岛屿和航空母舰编队,其在“中国东南的空军基地并不是有效攻击日本的唯一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且也“不是中国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所作出的最主要贡献”。[4]
但日军仍斤斤于美军在华基地之威胁,企图完全摧毁美空军基地,军事上所得实际有限,相反却大大拉长了日军战线,增加其补给困难,并徒然耗费了对日军已经十分宝贵的各种资源,诚非军事战略上明智之举。同时,由于整个战局明显地向不利于日本的方面发展,即使有“一号作战”之所得,也不能从根本上缓和日军面对的总体不利局面。1945年1月2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主官会议,坦承“今战局频告危急,日本国运之兴废迫于眉睫”,要求全军“竭尽全智全能,善谋善战,以期打开危机,挽回国运。”目标是: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在东方建立沿海岸要域之铁阵;在西方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以覆灭其根据地。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上与美军决战,获致最后胜利。[5]
出于此种危机感,日军于“一号作战”计划结束后,仍在部署局部攻势作战。1945年1月28日,日军占领粤北重镇曲江,打通了粤汉路南段;其后又于2月6日占领赣南重镇赣州,破坏了遂川美国空军基地。但据日方的评估,上年美军丧失桂基地后,“其他美空军的活动并未减少”;此次丧失遂基地后,日本“又逐渐受到来自海上航空攻击的威胁”。[6]
可见日军的攻击并未导致其预期的结果。

随着盟军战线日渐逼近日本本土的现实,日本大本营不得不筹划以本土防卫为核心的作战方案,为此要求中国派遣军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方向的戒备,防备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日军参谋部认为:“说此次大东亚战争胜败之关键,在于大陆作战能否成功,并非夸大。”但中国派遣军方面与此判断有别。由冈村宁次统领的中国派遣军是当时日军各主要战区中战力保持相对完整的部队,仍有逞强求战的本钱,他们认为:“本年中期前是各个击破重庆军的好机会。因为在一号作战中,重庆军的损失和混乱都很严重。”因此他们主张“要正视大陆作战的形势,不可一味进行防守作战”,而应“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迫使重庆政权崩溃,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否则,重庆军“在本年中期以后可以开始总反攻”;而“万一不能击败重庆军,帝国即不能再维持下去。”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认为“进攻四川作战的设想虽不无道理,但鉴于帝国全盘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在对付主敌美军关系上,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派遣军能专心为对美作战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指示“力求促进和加强东南中国正面的防备事宜”,但为调和中国派遣军方面的求战心,他又提出“对西面重庆方面,要采取挺进游击,希能攻占芷江一带,以之作为这一行动的据点。”双方相商的结果各有妥协。1945年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和参谋部指示中国派遣军:“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域”;同时,“要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击败敌之战力,并结合政治谋略措施促使其衰亡”;实际认可了中国派遣军对重庆方面采取一定的攻势行动。[7]

日本中国派遣军坚持实行西进作战,是因为他们判断:“纵令同时出现中国东南沿海作战和内地作战,也不可能在中国东南决战,因而派遣军要专心于西进作战,以获取决定性胜利战果。”[8]
因此企图以西进进一步摧毁中国军力,改善并稳固日军态势。他们对东南决战不可行的判断大体准确,但他们对日军战力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军队战力估计过低,因此对西进成效的估计过于乐观。实际上,在度过了1944年的困难之后,中国军队的战力正处于恢复之中,经过美式装备训练的部队正被陆续调往华中前线,进一步增加了中方战力。而日军经过1944年的大规模作战,“各兵团的战力急剧下降,在恢复方面,需要相当时日。”预定担任进攻四川任务的第六方面军认为:“向重庆进军,实在是毫无道理”,因为现在“第一线的师团,只相当于一个联队的战斗力。”方面军参谋长唐川甚至抱怨,对四川作战“是把全员投向死地”,“根本不考虑隶下部队有无那样强烈的意志”。[9]
何况在美军已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日军的交通补给日渐困难,对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实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后作战的结果亦证实了这一点。

为达成破坏美国空军基地,并为进攻四川打开门户之目的,1945年3月下旬,日军发起鄂西北豫西南作战,至4月上旬占领了鄂西北襄阳、老河口和豫西南南阳,此后即无新的进展。4月中旬,日军发动在中国大陆战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湘西作战,但在雪峰山一线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和反击,迫使其不得不收缩后退,至6月初恢复了战前态势。此次湘西作战,中国军队“于会战前,预选要点,构筑工事,屯备粮弹。会战间,选拔精练部队,担任守备,用以吸引消耗敌较大之兵力,并始终控制敌之主要交通线。我军主力,则控置于适当地点,依机动,以尾击、夹击、截击、围击诸战法,对狂妄渗入之敌,实施局部攻势,而予以各个击破。并乘敌主力攻势顿挫之际,全线转移攻势,敌伤亡惨重,侧背危殆,遂致溃败。”[10]
湘西作战表现出日军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中国军队的战力有较大改观,尤其是中美空军已占据绝对优势,日军战场运动甚受威胁,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实际已不可行。

就在鄂西北和湘西作战的同时,4月1日美军在冲绳登陆,战场正逼近日本本土。为了所谓“本土决战”的需要,4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应放弃前此东西两面作战的部署,实行东主西从战略,从华南抽调兵力前往华北,集结待机。5月28日又决定,中国派遣军“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据地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加强该方面的战略态势。”据此,中国派遣军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采取持久战战略,战备重点为华中三角地带和山东半岛,并令5个师团自5月起开始陆续由华南撤退北上,预计在8月底撤出广西,年底前撤出湖南。[11]
这也意味着,日本将失去前此耗时耗力而打通的大陆交通线的部分路段及其占据的部分地区,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胜利真正成了昙花一现。

1944年的中国抗战军事形势,如蒋介石所言,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当年底,中国军队在节节退守之后,终于稳定了防线,使蒋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在12月底考虑来年之中心工作时,将“军事第一”、“整训部队”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辖有38个集团军、115个军、331个师、23个独立旅以及青年军9个师,[13]
番号数量虽如此庞大,但豫湘桂战役之结果表明,其中不少部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蒋介石曾训诫其部下:“我军编制装备均未划一,加以缺额过多,指挥运用补给均感困难,自难发挥战力”;“我常以数倍乃至十数倍于敌之兵力,不独未能歼灭敌人,反常受丧师失地之耻辱”。[14]
与此同时,经过美国训练并装备的中国驻印军,在滇缅战场有较为突出的表现,给军队整训树立了标尺。因此蒋介石计划在1945年以美国装备及训练整训完成36个师,同时再以国产装备辅以美式训练整训完成30个师,期以此为军队核心战力,以完成抗战反攻之任务。[15]
1945年春夏之交中国军队在湘西作战的表现,使蒋介石可以此作为部队整训之成效而继续督导整训的最终完成。

随着日军攻势的消退,中国方面亦开始筹划对日反攻,并将重点放在重夺华南海口,接应盟军登陆方面。2月中旬,军令部拟订《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转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16]
后经中美双方商定,将此定名为“白塔计划”,目标是攻占雷州半岛和广州九龙,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西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质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17]
中美双方随后还商定了以遮断敌交通线,收复华东空军基地及长沙、南昌、武昌地区为目标的“冰人计划”。[18]
当日军开始自广西收缩后,中国军队迅速跟进,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30日收复柳州。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7月18日陆军总司令部决定,“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并牵制越北之敌,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19]
7月28日,第三方面军收复桂林,随后进至全州附近,第二方面军其后进至广西东南重镇梧州以西。此外在东南各省,随着日军的收缩后退,中国军队于5月18日收复福州,6月23日收复浙江温州,7月17日收复江西赣州。中国战场的形势正在明显地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的反攻态势已然形成。

二、有关“和平”解决之三方互动

在军事征服中国的前景已然黯淡之情况下,日本又开始重新考虑停顿多时之“和平”工作。[20]
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对重庆的“政治”工作方案,决定主要的“和平”条件为:一、中国实行中立,促使美英军队撤离;二、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间之关系调整由双方直接谈判;三、废除日华同盟条约,另行缔结友好条约,对中国内政问题一概不予干涉;四、不变更满洲国现状;五、中国对日本的保障要求尽可能满足之,并允许派必要的兵力。12月13日又决定“在当地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21]
如果与战争初期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相比,此时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出的条件已不能不有所后退,明显表现在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有较大变化。但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日本还不甘心完全退出中国,因而仍然坚持维持东北伪满洲国现状,并要求一定的特权地位。但是,此时的中国亦非战争爆发之初的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的战争目标已经不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态势,而是全面恢复甲午战后所失去的权益,收复东北与台湾,因此,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显得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与其坚持进攻四川的主张相适应,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对“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亦有不同意见。冈村宁次认为:“重庆已成为美国傀儡,且在全面战局对轴心国不利的现况下,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单靠外交谋略手段”,认为除用武力解决问题外别无良策。在日本政府决定接待汪伪政权立法院副院长缪斌到日接洽“和平”工作时,中国派遣军再次提出异议,认为缪斌不可靠,建议“不要盯在偶尔拾到的缪斌路线上,别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批判地去推行,而是应该确立根本的方案,开创适当而切实可行的路线去促进和平工作。”[22]
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日本中国派遣军与政府和大本营在军事政治战略问题上屡屡出现分歧意见。中国派遣军自恃其在华军事上一定的优势地位,一味强调以武力解决;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已经认识到全盘形势之不容乐观,企图重提“和平”解决,以为“本土决战”准备力量。在日本政府的决策之下,战争结束前夕的“和平”工作一度颇为活跃。

经日本政府之认可,1945年3月16日,缪斌抵达东京,向日方提出从中国全面撤兵、重庆政府还都南京等“和平”条件。这样的条件超出了日本所可接受的底线,因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3月31日决议不予接受。4月3日,日本天皇面谕首相小矶国昭:“关于缪斌问题,曾分别听取陆、海、外三相意见,三人均表反对。可速命缪斌回国。”[23]
4月5日,小矶内阁为此总辞职,缪斌工作无疾而终。

在日本大本营进行“现地交涉”的指示下,1945年2月,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通过关系,与中国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建立了联系。4月,日本内阁决议:“在抽出兵力整理战线的同时努力促成停战”,“如能从局部停战导致全面停战则更属求之不得。”决定由陆军大臣负责,由中国派遣军“运用当前对中国战略优势,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努力实现与重庆停战”。[24]
5月,何柱国的特使吴树滋向今井提出,日本应无条件从关内撤军,并通过谈判从满洲撤军。7月9日,今井专程到河南新站集与何柱国会见。今井表示希望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平谈判,并间接表示了日军准备撤出中国的意向。何则表示,日中单独讲和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希望日本明智而妥善地早日结束战争,从满洲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台湾等地也必须交还,而且这些条件没有更改的余地。今井闻之“犹如受到了雷击般地震惊”,“对于历史车轮飞速地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感叹“过去我们日本人凭主观愿望的观测,是多么天真和自私自利”。在此情况下,今井认识到,此时以日方条件进行“和平”工作已经“是绝对行不通的”,“重庆首脑全体的思想是一致的。”[25]
日本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至此告挫。

在对重庆方面进行“和平”工作的同时,日本也企图寻求与国民党的对手中共建立联系,“作为对重庆的辅助措施予以利用。”1945年4月,日本大本营决定,“对重庆及延安同时进行工作。”[26]
经过八年抗战,中共在华北和华中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发展出对付日军的游击战战略战术,使日军更直接地感受到处在敌后的中共部队之威胁。因此,日方多次寻求建立与中共的联系,通过某种安排,以缓解自身所受之压力,但均未成功。[27]
因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没有与中共联络的通道,他们不得不将正在南京监狱中服刑的前中共情报干部纪纲放出,试探通过他找到联络通路。[28]
1945年春夏之交,纪纲从南京到达江北新四军根据地,见到了中共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华中局核实了纪纲的身份,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和日本人进行秘密接触,以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不进行任何具体谈判。6月,纪纲偕同日本军官立花(日军总部参谋处二科对共工作组组长)、原和梅泽,来到江北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与中共代表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1920年代曾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梁国斌和扬帆会见。日方代表表示了奉命谈判“局部和平”的意向,但被中共拒绝。日方代表以为中共嫌他们身份过低而不信任他们,因此又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干部去南京,和日军总部首脑直接商谈,并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甚至表示愿意留下作为“人质”,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意向。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方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全面的敌情参考,新四军军部决定派扬帆等到南京与日军继续接触。扬帆到南京后,首先会见了今井武夫。今井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中共达成局部“和平”,表示愿意让出8个县城,并且认为华中局势不要很久就会有变化,希望中共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扬帆向日方表示,可以听取他们的建议,并把意见带回军部请示,但是现在不能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同时阐述了中共的立场。其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会见了扬帆,表示可以先不谈具体问题,但希望保持联系。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保留了联络通道。[29]

日本在战争结束前夕与国共双方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即在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全面“和平”解决的同时,不放弃寻求与中共的局部“和平”解决,说明日本已认识到全盘形势对己不利,在同盟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其作战力量和战争潜力已有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之感,因此希望尽可能从中国大陆战场脱身,以准备“本土决战”并应付苏联可能的进攻。但日本的不智在于,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力量仍然做了过高的估计,对战场大势仍然缺乏十分清醒的认识,对同盟国的战争目标也缺乏可靠的情报和准确的判断,还指望以基本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态势而“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并坚持维持所谓日“满”华三方“共存共荣”的体制安排。殊不知在同盟国完全摧毁德日意法西斯力量的总体战争目标之下,中国此时的作战目标,已经远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态势所可满足,也非收回东北所可止步,而是以收回甲午战后丧失于日本侵略的所有权益,包括收回台湾为目标。因此,日本所可提出的“和平”条件,在日方认为已经是“重大让步”,但在中方则不屑一顾,根本不可能接受,难怪今井武夫有“雷击般地震惊”之感叹。所谓时移势易,此时日本已失去了向中国提条件的资格与可能,而是中国将在战争结束后参加同盟国对日本的彻底清算。国共两方在战争结束前夕与日本的接触,主要目的均在“摸底”,并为己方谋求战争结束时之更大利益,而非与日方商谈什么“和平”条件,日本“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不能实现自属必然。

三、着眼于战后之国共角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日军大势已去之情况下,中国内部政治情势的发展亦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是国共之争趋于激化和表面化,双方均在为战后角逐而未雨绸缪。

由于对日抗战而实现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因国共双方之诸多利益差别,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之中。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作战,一方面暴露了国民政府统治的重大缺失及其部分军队的不堪一击,引来了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批评,对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固为一大打击;另一方面,以平汉、粤汉铁路为分界线,日军进攻后的中国大陆战场被自然划分为东西两大块,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位于此线之西,部分位于此线之东的军队呈孤立分布,从而在军事上暴露出重大弱点。中共敏锐地观察到此种情势变化,做出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力求将此种情势变化引向与己有利之方面,增加自身实力,为战后与国民党必不可免之争夺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前线表现甚差。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报告中认为,“国民党太不行”,“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6月7日,毛泽东又在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言时指出日军进攻将造成的四种变化,而无论哪一种变化均是以国民党大大削弱为结局,提出中共应在对日反攻中争取起决定作用。[30]
与此相适应,中共在5月举行的国共西安谈判中,就调整两党关系提出了新的建议,核心在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的政治军事地位,提高了中共在若干问题上的要价。[31]
随后中共又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表现出突破国民党统治既定架构,与国民党争夺战后中国政治主导权之意图。[32]
在这些举措之外,中共还在酝酿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企望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确立巩固无疑之主动地位。

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方针,提出“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赋予新四军控制苏浙皖边与发展浙江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33]
10月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发展问题,毛泽东认为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南方。[34]
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指示“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35]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于12月底由苏北渡江南下,统一指挥苏南及浙江的中共部队,开辟东南根据地,准备在抗战反攻时实现“破敌、收京、入沪”的任务。

在开辟东南工作的同时,中共在军事战略上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与计划。10月31日,中共决定由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南征,在湖南衡山建立根据地。11月23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36]
1945年3月王震部到达湖南平江后,中共中央又指示他们继续南进,在粤赣边与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并在胜利后依托五岭山脉发展,牵制国民党力量。[37]
随后,由张启龙率领的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文年生率领的第三支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一部),又在1945年6月从延安南下,成为王震部的后续梯队;广东东江纵队亦受命向粤西及桂东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命令八路军戴季英、王树声部,皮定均、徐子荣部分别南进河南,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五师北进河南,以平汉路东西两侧为发展重点;新四军四师向津浦路西的淮北地区发展;企望创立广大的中原根据地。

中共一向注意向日军敌后发展,尤其是在华北华中地区,但为顾及国共关系,对向国民政府军队占据的地区发展较为谨慎。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后,国民政府军队不断向后退却,多数被隔于平汉、粤汉铁路以西,而日军由于兵力所限,只能占领铁路沿线的要点,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共南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而较少担心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可能。此时中共估计日本投降尚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中共完全可以在平汉、粤汉铁路沿线建立新的根据地,构筑有利于己的战略空间,从而“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南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38]
1944年12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在给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谈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盘军事部署的设想:“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39]这完全是中共着眼于战后的部署。同时,中共还希望以此控制东南沿海地区,配合计划中美军的登陆行动,获取美国的装备物资,并以自己向敌后的进军而与国民政府军队的退却相对照,获取宣传方面的利益,可谓一举多得。

中共的动向当然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高度关注。中共派兵向南发展的举措,被蒋介石判断为:“以倭寇为其掩护者,以沦陷区为其逋逃薮,一面推动寇军,进逼我军,扩大其沦陷区,乃可扩充其势力范围,对外则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大,人民之多”。1945年4月7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判战争情势,认为“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为此他命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于清剿各战区辖境内之奸匪,应针对目前情势,分别研究有效办法,务期集中主力于七月底以前,彻底剿除,以免妨害今后之作战。”[40]
5月1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出极机密电,指示增加“剿匪战术”研究,“以剿匪手本为教材,同时研究奸匪近来惯用战法之对策。”同时下发《清剿沦陷区奸匪以利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方案》,要求“沦陷区党政军彻底一元化,并就现行区分强其力量,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而利国军配合盟军之登陆作战。各地清剿工作,应于七月以前完成”。[41]

处于与中共对峙第一线的国民党将领对“清剿”中共军队的态度更为急迫。担任包围陕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认为,河南形势尤其堪忧,“如果我们不动,则五个月后,一切皆非我有。无论美方对我军队整训如何之精,美国装备如何之好,也难打出去。”“应请中央下最大决心,对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之奸匪,进行清剿。虽用很大兵力,用多少金钱,在所不惜,方能挽回这一局面。”[42]
5月18日,第十战区命令在7月底前肃清淮北淮南、豫南、苏北及长江下游之“奸匪”。28日,东南行营主任顾祝同将其所拟之《东南战场作战计划》呈交蒋介石,提出“各战区应以剿灭奸匪、接应盟军登陆为主任务,以保守根据地为副任务,针对实况,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配合党政、地方武力、敌后游击部队及运用伪军,限制奸匪之活动区域,而逐次剿灭之。”蒋批示:“务于限期内完成任务,并将督剿情形随时具报。”[43]
因为国民党的举措,国共内战的阴影又在积聚,国共双方在陕北和浙江均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军事冲突。

中共部队南进的行动,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战后的接收部署。他认为,中共“有力之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其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也。故此时我国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其向南之各种企图也。”[44]
蒋介石对中共军事动向的判断基本准确,但他未能作出针对于此的有效部署,也缺乏实际可行之手段。蒋本计划在日本投降时,以傅作义部进军张家口,胡宗南部进军平津,力争封闭中共于关内。[45]
但因为国民政府军队多被部署在西南后方,向华北进军的路途遥远,又遭中共部队的沿途拦击,实现此计划并非易事。为了战后接收之需要,蒋介石还寄希望于美国援助。7月31日,他在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会见时,就美军在华登陆及战后接收问题要求美方:不好承认中央以外之部队,应等待中央军队到达接防后,其任务始为终了。魏德迈提出在中央指定之接防部队未到时应如何处置的问题。蒋表示,此时美军仍须负责,不应发生问题。魏德迈又提出,万一时间太久,美军不能久待。蒋称此点必须坚持,一方面准备充分,空运特别注意,特别准备,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你现在最要紧帮助我的,就在增加飞机,增加空运。[46]
在战后接收过程中,国民政府确实得到了美国的大规模空运支持,但此种空运仍然只能使国民政府军队占据主要城市,而无法阻止中共在广大乡间地区的扩展。蒋介石还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和苏联在东北权益,获取苏联支持国民政府的承诺。[47]

就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争夺而言,国民政府着重于以其合法政府地位而争取盟国之承认与支持,同时极力限制中共的扩展,并不惜在一定程度上动用武力。但是,国民党缺乏与中共争夺的全盘、明晰的战略考虑与部署,尤其是国民党执政多年而致之贪渎、低效与无能,已经不能适应与中共争夺之紧迫需要。反观中共,对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之战后争夺,有明确的方针,切实之部署,有效之行动,表现出远见之战略眼光与高超之战术技巧。国民党亦承认,中共“目的在借抗战夺取政权,集中力量以谋我,党政军能协同,故指挥运用灵活,集散自如,企图积极,行动敏活,战术上采绝对攻势,无必守点线之顾虑,分散集结容易,能彻底集中兵力于一点。”[48]
经过八年抗战的实力增长,中共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与国民党争夺战后中国的领导权并战而胜之。虽然中共部署沿平汉、粤汉路沿线建立根据地,以拦阻战后国民党向华北华中发展之计划,由于派出力量之有限以及抗战胜利时间之提前而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共的战略布局仍使国民党在战后接收中不能顺利运送军队至华北华中,保证了中共在华北华中的一定优势地位。

四、围绕战后接收之国共日关系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进入了最后阶段。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破坏和心理上的巨大震撼。8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百万红军随后越过中苏边界,进入中国东北。日本的战争机器受到同盟国的无情打击,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但8月14日日本大本营仍然指示中国派遣军:“应随地击败来攻之敌,准备持久地对付苏美中,以期有助于帝国本土的全军作战。”[49]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坚决反对投降,他认为“外电所传乃屈辱之和平,无异抹杀光荣辉煌之帝国,不但帝国臣民断难接受,在中国派遣军中据其实际情况殆绝对不能实行。”[50]
他还训示日军官兵:“抱全军玉碎之决心,势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并有退向山东半岛,形成半独立占领区的方案。[51]
但是,日本面对的严峻形势已不容其继续作战。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冈村宁次致电日军参谋总长称:“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而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16日,日本大本营指示冈村,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冈村遂不得不下令:“事已至此,下至每一士兵,均应忍其所难忍,迅速适应圣训。”[52]
中国战场的日军终告投降,中国政局发展进入战后以国共相争为主导的阶段。[53]

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命令,中国全境(包括台湾,但不包括东北)的日本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8月15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54]
18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令其“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55]

对于战后接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由国民政府垄断接收权,排除中共的参与,不使中共从中得益。为此,他一方面严令日军不得向国民政府军队以外之任何军队缴械投降,否则“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56]
同时又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争取投降日军的合作;对于中共参与对日受降的要求,则坚决予以拒绝。8月11日,蒋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57]

中共并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8月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下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并请转达其政府,称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受降时代表解放区、沦陷区广大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解放区和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58]
朱德还直接电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59]
与此同时,中共部署各根据地“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60]
8月14日,中共华中局派扬帆和纪纲等前往南京,会见日军指定和中共联络的立花等人,出示朱德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说,根据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中共谅解。[61]
中共鄂豫边区行政公署亦派人以武汉解放委员会的名义进入武汉,向日军转交要求其投降的通牒,但日方同样表示不能向新四军投降,事遂未成。[62]
根据这些情况及国内外动向,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63]

由于日本投降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然性,国民政府从大后方调动军队前往接收徇非易事,国民党内多数人都主张,由投降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以便赢得时间,调动军队,完成收复工作。[64]
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在接收部署中首先利用日伪军控制收复区,以待接收。[65]
虽然在华日军对于投降并非心甘情愿,但投降既成事实,出于遵守盟军命令、顺利遣返回国的考虑,并因其反共的一致性,他们在听从国民政府命令、只向国民政府投降而不向中共投降方面,表现出相当的主动合作态度。还在日军向中方正式接洽投降事宜之前,8月18日,冈村宁次拟订《对华处理纲要》,原则为“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国共关系应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持以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他还命令日军,不但不接受敌方任何要求,且必要时,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66]
21日今井武夫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陆军副参谋长蔡文治指示:“由于何总司令奉蒋委员长命令负有全责,因此,除接受何总司令命令外,其他任何部队遇有要求解除武装或进行其他交涉者,贵军均可采取自卫行动,此等武装团体实属土匪之类。”[67]
27日,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他对冈村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八个城市不出问题。[68]
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前后,何应钦又多次向冈村宁次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69]
投降日军对上述指示均表示遵令照办。

虽然投降日军对国民政府接收持合作态度,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日军占领区多数靠近中共根据地,尤其是在华北,中共部队在日本投降后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径自接收占领了不少地区,如河北70%、山东90%的县镇均为中共所占。为此,国民政府暂时保持了投降日军的原建制及其原有态势,令其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部队的到达。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70]
山西对投降日军的利用规模最大。阎锡山告诉日本人:“这次日本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失败者的地位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中日如何团结一致,抵挡北方。为此,希望得到你们比以前更好的合作。”他令其部下与投降日军达成原则意向:日军自愿者可编成部队,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升三级,合同期两年,期满后由阎方负责归国事宜。[71]
据冈村宁次回忆,山西“最初先以甜言蜜语引诱士兵,然后以小队长等干部为对象。另方面,停战后我官兵的心理状态及军纪观念趋于动摇,官兵中希望离队留在中国者不断出现”。据估计,山西残留日军总数约2600人。[72]
省内各处“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这种情况使蒋介石亦觉“有碍观瞻”。他告诉阎锡山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要徐前往“办理送俘”。[73]
但直到1946年底全国范围的日俘遣返基本完成以后,仍有不少日本军人留在阎部参战。[74]

总体而言,在国共有关战后接收的竞逐中,国民政府利用其合法执政地位,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基本保证了对收复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并获取了大量的军事经济资源。但中共亦非一无所获,其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扩张,使其控制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地域与人口,实力大为增长,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与自信。投降前的日军本为国民政府之对手,但投降后却因其合作态度,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政府可以利用的盟友,并有不少战犯逃脱了应有之审判。

五、余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中国战场,国共日三方各有其对于当下形势和未来发展之判断与考量。由于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压力,侵华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完成后,虽然又勉强发动了数次局部攻势,但仍不得不准备撤退应变之举,并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虽表现主动,但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政府在稳固了对日军事战线后,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转好,开始准备反攻计划并有所收获,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注意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机遇,制定了大力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大力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就中日对垒而言,日本的处境在恶化,中国的处境正向好,中国的全面胜利已在期待之中。就国共对垒而言,国方的地位在下降,中共的实力在上升;国共均在准备战后争夺,但国方缺乏通盘明晰的考虑和计划,表现出多方面之弱点;中共则有明确的军事政治战略和战术,表现积极而主动。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但国方重正规军事,中共重敌后蚕食;国方正规军事受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敌后蚕食则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仍视国民政府为其主要对手,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但国共双方均不屑于日本的“和平”诱惑。随着形势的发展,中日较量的军事意义在下降,国共争夺的政治意义在上升。日本投降之后,国民政府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就历史发展而论,国共双方在对日战争中均有所得,但中共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使自己的力量得以成倍地增长,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并在战后国共争夺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国民政府虽赢得了对日战争,却因种种失误而输在战后之国共争夺,可谓先赢后输;无论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而言,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最终结束了多年对外侵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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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日方命名,中方多称为豫湘桂战役,本文视运用语境之差别而兼用两者。[2]
本论题似未见中国学者之专门研究。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综合性研究,中国大陆学者的论著主要可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1-1994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战争结束初期的主要研究论著可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北京2000年版。[3]
本文写作中,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王奇生研究员指正。全文完成后提交于2004年1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中日战争军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麦金农教授(Prof.
Stephen Mackinnon, Dapartment of Histor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认真阅读全文并提出修改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本文所述应包括东北问题,但作者认为:一、在战前国共日三方的互动关系中,日本一直不承认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其解决中国问题的考虑中并不包括东北;而国共双方虽然都要求归还东北,但因为在东北很少实际的力量,所以考虑问题的主要着眼点仍在华北与华中。二、抗战胜利后,东北问题在国共争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其时主要牵涉到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关系,而与日本的关系不大;东北日军由苏军受降,与国共双方基本无关,在国共争夺中也未起到如同关内那样的作用。三、本文的主题为国共日三方在战争结束前后的互动关系,且篇幅有一定限制,如果再加入东北问题,将致主题线索牵涉过多,论文篇幅过大。有鉴于此,作者在文中未讨论东北问题,相关论述请参阅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中苏条约谈判中国民政府东北外交战略》,《民国研究》第4辑;《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本文还在讨论会上得到北京大学杨奎松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日本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玉川大学等松春夫教授、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门间理良先生等之指正。对所有为本文写作与修改提供意见的学者,谨致谢意。[4]
Joint Intellingence Committee: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Present Japanese
Operations in China,
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643页。[6]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版,第1卷第1分册第52-53页。[7]《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卷第1分册第64、75-87、91-92页。[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7年版,下册第502页。[9]《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卷第1分册第105-106页。[10]《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7年版,下册第1383页。[11]《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4-6页。[1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卷5第649、659页。[13]《陆军兵力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7年版,第5辑第2编军事第770-771页。[14]《蒋介石为整军颁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将领训令》,1945年2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第726-727页。[15]
中方本向美方提出装备整训60个师之庞大计划,后经双方协调,决定先期装备整训36个师。因为是边战边训边装备,加以战争较预期为早之结束,这些部队的装备虽已换为美械,但整训并未全部完成,战斗力亦未如驻印军那样显著之提高。因为战争的结束,这些部队多未用于抗战,而用于其后之内战。[16]《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1945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第728页[17]
蒋纬国:《抗日御侮》,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78年版,第9卷第366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第677页。[18]
中研院近史所编:《徐永昌日记》,台北1991年版,1945年5月11日。[19]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文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76年版,第193页。[20]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过多次“和平”工作,但均未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内外情势之变化,此类工作多告停顿。[21]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第191页。[22]《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90页。[23]《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26页。缪斌声称与重庆方面有联系,外界亦有其与重庆联络的传言。他身为南京伪政权高级官员,提出的条件却明显对南京伪政权不利,或可说明其对战后之出路已有所考虑,但目前并无确切证据证实他与重庆之间的关系究为何如。1946年5月21日,缪斌以“汉奸罪”被处决,是伪政权中最早被处决的高级官员。[24]《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51页。[25]《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03-205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45页。[26]《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51页。[27]
汪伪政权建立后,其特工头目李士群一度与中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建立了联系,并曾安排过潘与汪精卫之会见。但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军毒杀后,此条上层联络通道即告中断。曾任汪伪中宣部副部长并与日方有较为密切关系的袁殊,此时正领受中共指示,在汪伪政权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但目前尚无资料证实,他在抗战后期日方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参见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袁殊谍海风雨十六年》,《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28]
据扬帆回忆:纪纲是中共有关部门派在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在他领导下的汪锦元,被布置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机密情报材料。后因该情报系统被日本破获,纪纲等被捕并被押送日本,被东京法庭判处死刑。但因陈璧君对汪锦元之器重,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经过交涉,他们被解回上海,改判无期徒刑。(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12页)[29]《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第111-117页。[30]《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3卷第1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465页。[31]
关于国共西安谈判,请参阅汪朝光:《和谈将军张治中》,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5年版。[32]
关于中共推动的联合政府运动,请参阅金冲及:《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33]《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9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14册第357-358页。[34]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1994年版,第424页。[35]《中央关于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04-411页。[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中卷第561页。[37]《南下部队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9页。[3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编:《任弼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5年版,第369页。[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上卷第458页。[4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第689-694页;《蒋介石致徐永昌条谕》,1945年4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国共协商与共军叛乱)》,上第3册第143页,藏台北“国史馆”。[41]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下册第1952-1953页。[42]《中央军委转发胡宗南给蒋介石的密电及我之对策》,194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页。[43]《东南战场作战计划》,1945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第733-735页。对日战争结束前夕,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南行营,统一主管第三、第七、第九战区。[4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第718-719页。[45]
笔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郭汝瑰,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4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第777-778页。[47]
有关中国大陆学者对战争结束前后国共美苏关系的研究,请参阅吴东之:《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0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9年版;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年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7年版。[48]《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册第1954-1955页。[49]《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62页。[50]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7年版,第2卷第2464页。[51]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版,第25-27页。[52]《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64-65页。[53]
有关战后初期国共相争的研究,请参阅汪朝光:《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54]《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1945年8月17日,琼斯等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教研组译:《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741-742页。[55]《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版,第63-64页。[56]《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页。
[57]《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1945年版,第48页。[58]《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16日。其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通过魏德迈答复朱德,强调美英苏一致同意,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将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国政府希望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充分合作。(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53,
p.359.[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第185-186页。[60]《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28页。[61]《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第116-117页。[62]
夏夔:《日伪军在汉拒降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0辑第131-132页。[63]《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64]《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南宁版,下册第846-849页;程思远:《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哈尔滨1991年版,第184页。[65]
对伪军的利用,也是战后国民政府维持收复区秩序以垄断受降的重要方面之一,请参阅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稻乡出版社台北2002年版。[66]《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46页。[67]《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86页。[68]
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7年版,第127页。[69]《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谈话记录》,
1945年9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146-147页。[70]《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1945年9月2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印:《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南京1946年版,下卷第86页。[71]
城野宏:《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第37-41页。[72]《冈村宁次回忆录》,第97-98页;《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84页。[73]《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7日、1946年3月23日。[74]
1948年晋中战役时,担任赵承绶部野战军副司令的原日本独立步兵第14旅团长元泉馨于失败时自杀。1949年4月太原战役期间,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义参战的日军最后覆灭,总队长今村方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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