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与价值冲突作出一种理性的分析,概括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与特殊蕴涵,以有助于探寻未来社会统合价值冲突的机制。

关键词:全球化/价值冲突

世纪之交,“全球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时髦话语,但随着全球化作为一种物质实践进程的不断深化,其中日益显现出的价值差异与冲突也开始更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社会变迁的美国理论家威廉姆·奥格本认为,采纳物质文化和技术新成果的速度往往是十分迅速的,而与此相应进行的修正非物质文化内容的过程,则通常要比前者慢得多,这种“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的现象总会带来社会变迁中的物质与文化观念层面的矛盾与困境。 (注:
David Popenoe, Sociology,Seventh Edition,Prentice Hall,New
Jersey,1989,p.545.)可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偶然的历史过程,而其变动的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它在分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在引发着冲突,在实现普世化的同时也在形成着特殊化。对这种矛盾与冲突作出一种理性的分析,准确概括出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揭示其特殊蕴涵,无疑有助于探寻未来社会统合价值冲突的机制。

中心与边缘:价值结构的等级化与“抹平”

关于中心与边缘冲突的争论由来已久。虽然近年来奥梅等在全球化问题上持极端自由主义态度的人坚持认为,“随着新的全球劳动分工用更复杂的经济权力结构替代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旧的南北划分将不断落伍”(注:[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但现实却给这一论调以致命的打击。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正在不断拉大,1965年西方七国集团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最穷七个国家的20倍,到了1995年,这个差距已高达39倍,(注:《参考消息》1997年9月17日。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日益边缘化。有趣的是,与极端自由主义者观点形成对峙的阿帕杜莱也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冲突与秩序不能再用
“中心—边缘” 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来理解了,但他所勾画出的“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图式并未能给予我们以更具解释力和更明晰的思想地图。(注: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1—555页。)而且进一步讲,“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社会秩序与“中心—边缘”模式也非截然对立,后者依然在解释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现实时具有效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心—边缘”模式长期以来所蕴含的内容没有伴随着全球化的状况而进行着调整。

从历史上看,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是多中心的,因为当时的世界是相对封闭的几个系统,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 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抵制他者的互动(例如,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中国,还有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注: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1页。)。
所以这时的多中心是以多体系为前提的,通过阻断跨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来达到保持自己强势文化的目的。到了全球化时代,历史开始走向“世界历史”,“现在,所有的人第一次开始分享着同一个历史。”(注:Raymond

Aron,The Industrial Society:Three Essays on Ideologyand
Development,Frederick A.Praeger,New
York,1967,p.7.)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联系空前地加强了,跨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在全球化时代的初级阶段,随着许多封闭的文化体系闸门的洞开,最强势的文化价值将依靠着它多年所蓄积的落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处于弱势的文化体系,这时的“中心—边缘”模式将是典型的、纯粹的,即单一中心及其所辐射的边缘模式。随着强势与弱势“落差”的降泄,文化价值在等级上的差异也将被“抹平”,这时的社会将处于一种正常的连通与流动状态,文化价值也将显现出其相对性的本质——在不同事件上的互为中心和中心的频繁更换,而这样的一种多中心实际上意味着中心的消解,也就是“中心—边缘”模式的消解。当然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而在现实世界上,“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本质上要使积累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赢利率高于未经训练的劳动力)获得报偿,这些职能性技能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具有某种很强的内在动能。市场的力量更多地是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些不平衡”(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因此,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就经济而言,“落差”一直存在,甚至会越来越大。但如果我们单就文化价值进行考察,上述理论的分析可能就更切实际一些,文化价值将随着全球化的逐渐进展,由一中心走向多中心,并最终走向“中心—边缘”模式的消解。所以从价值论上而言,当前的“中心—边缘”模式恰恰经历着自身的消蚀,“中心—边缘”模式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它自身在矛盾中解构着它自己。

这首先表现为文化自觉性的增强使卷入冲突的国家、社会、群体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一种不平等的存在,从而使价值一致转化为价值差异,由价值认同进入到一种价值冲突。事实上,不仅是处于边缘的国家、社会、群体越来越自觉地反击与颠覆中心的控制,原本的价值中心自身也在经历着分化与冲突。例如,美国不仅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也对加拿大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相当严重,占领其电影市场的95%、电视剧市场的93%、英语节目的75%、书刊市场的80%,为此,加拿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呼吁采取保护本国文化的措施。法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所以,就连西方学者也认为,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和“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并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注:参见杨金海:《全球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热点问题》,《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甚至认为,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相比甚至更具有优越性,他因此反问道:“在21世纪,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吗?难道可以把它强加给整个世界吗?”见[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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