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十分耐读。他历仕杨隋、宇文化及、窦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隋炀帝杨广,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

,山西闻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在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
更有甚者,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十分浩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民大饥,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
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深恶痛绝,想出惩治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门官接受了一疋帛。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为什么同是一个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却成了贤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评论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直言不讳,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虚事。为了取悦皇帝,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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